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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志伟在全国政协“委员讲堂”演讲全文
    来源: 作者: 发布日期:2019-07-15    

编者按:7月9日上午,全国政协常委、民革青海省委会原主委马志伟受邀参加全国政协“委员讲堂”,作题为《四代政协人 传承爱国情》演讲。现将全文予以发布,供大家学习。

大家好,我是全国政协常委马志伟。欢迎来到委员讲堂,我讲的题目是:“四代政协人、传承爱国情”。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人民政协70周年华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确立70周年。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事实证明: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选择是无比正确的。

下面,通过我的家族和人民政协的情缘以及我们所经历的事情,回顾和感悟一下人民政协、多党合作制度的伟大价值。

一、四代人的政协情缘

我们家从我爷爷起到现在,父亲、我和我的侄女四代人担任过和正在担任政协委员,可以说四代人经历和见证了人民政协不平凡的历程,而且我们四个人都是民革党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发展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我的祖父马占山是著名的抗战将领,1950年被毛泽东主席邀请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届二次会议 (电视剧《决战江桥》再现了当时的情景),当时祖父已是肺癌晚期。政协会议召开的前一天,家里又接到毛主席办公室打来的电话,询问祖父的病情,并说:“如能参加会议便派专车来接。”祖父回答:“试试看,如果吃上药能挺两个钟头就去参加会。”这次会议祖父最终还是未能参加,这成为他终生的遗憾。

马占山是国民党上将,曾任黑龙江省主席、第十二战区副司令、东北挺进军司令,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是老朋友。马占山一生有三件大事值得称赞。一是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率先抗击日本侵略者,打响了著名的江桥抗战;二是参与西安事变,赞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积极斡旋,并率先在八项主张上签字;三是为促进北平和平解放积极奔走。

江桥抗战发生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的1931年11月4日。马占山当时是黑龙江省代主席和军事总指挥,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下,他作为省主席,认为保家卫国、守土有责是军人的本职,在明知打不赢的情况下,毅然率部在当时黑龙江江桥镇打响了江桥抗战,江桥抗战共打了17天,日伪军死伤6000余人,是有组织、具规模的民族抗日的第一战。江桥抗战大大提振了中国军民的精神,人们称赞马占山是当代的“爱国军人”和“民族英雄”。上海、哈尔滨等地组织了“援马抗日团”,卷烟厂还生产了“马占山牌香烟”。陶行知先生还特意作了《敬赠马占山主席》一诗。“神武将军天上来,浩然正气系兴衰,手抛日球归常轨,十二金牌召不回。”

1939年7月,祖父赴重庆述职。在返回途中右手臂意外受伤,就近到延安拐卯医院治伤,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得知后亲自到医院看望和慰问。祖父从病榻上爬起来,给毛主席敬个军礼,毛主席说:“马将军你是世界名人,可不能死在延安。否则,蒋先生会大做文章的,世界舆论也会对我们不利。”祖父回答说:“小鬼子一天不被赶出中国,我就一天不会死。”在延安组织的欢迎会上,毛主席致辞说:"……抗日是一件大事,要始终如一抗到底。马将军八年前在黑龙江首先抗日,那时红军在南方即致电热烈支持。八年之前,红军与马将军则已成为抗日同志,我们相信马将军一定抗战到底……马将军年逾半百,仍在抗战前线与敌周旋,这种精神值得全国钦佩。"自那次会见后,祖父与中国共产党结下了友谊,加深了交往,延安派了邹大鹏等一批共产党员进入东北挺进军工作,马占山任命邹大鹏为上校机械副官长。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后,马占山即赶赴西安,积极支持张学良、杨虎城逼蒋抗日,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率先在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八项主张”上签字。在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后,祖父作为东北军的元老协助杨虎城安抚东北军,劝说主要将领按照少帅的意见办理。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马占山受任东北挺进军司令、黑龙江省主席等职,在任八年期间,与日伪军作战200余次,同时在西北抗日战场上与兄弟部队及八路军密切合作,协同作战,粉碎了敌人建立陕北自治政府及蒙古自治等阴谋。

抗战胜利后,祖父不愿打内战,携家人定居北平。北平解放前夕,地下党负责人王之相先生受周总理的委托来到我家,向我祖父阐述了中共争取和平解放北平的决策,希望他能为和平解放北平做些工作。几天后,祖父抱病去见傅作义将军,并说明来意。当时傅作义告诉祖父他已做了应变计划:一是把全部军队撤到江南;二是固守平津;三是放弃平津,退保察绥。傅作义说:"谈判不成,那就打吧,还能怎么办?"祖父此刻知道傅作义没把他当外人,就说:你正打着,我是闲人,你还是把宝珊接来,他和中共的关系好,又有威望。"傅作义接受了祖父的意见,当晚就派飞机接来了邓宝珊将军。祖父以给邓宝珊将军接风洗尘为名,邀请傅作义将军在家中商谈了具体的办法。过了两天,祖父请王之相和邓宝珊将军再到家中进一步商谈,邓宝珊将军说:"和平解放北平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傅将军也有表示,不能再打下去了。另外,邓宝珊将军也谈了傅将军的一些顾虑。王之相态度坚定地说:"请邓将军放心,也请转告傅将军,共产党的政策是一贯的,中国共产党从来都是信守承诺的!"

正是有很多像马占山将军这样的心怀国家、心系人民,响应共产党号召的民革前辈利用在国民党军政界的影响力,先后参与策动了吴化文等国民党高级将领起义,积极说服傅作义进行和平谈判,促成北平、湖南、新疆、绥远的和平解放,为配合人民解放军胜利大进军,为建立新中国做出了独特贡献。

1950年马占山病逝,他这样嘱咐家人:“我亲眼看见中国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之领导下,全国人民获得解放,新民主主义已顺利实现,人人安居乐业。我生平中之新型国家,已建设起来。我虽与世长离,但可安慰于九泉之下。我嘱尔等务须遵照我的遗嘱,在人民政府的英明领导下,诚心诚意去为新中国的建设努力奋斗到底,实事求是做事为人,不可稍懈。”

这份遗嘱是我们马家后人最宝贵的精神遗产。我小时候经常听父亲讲起祖父的故事,他说祖父的一生,是抗日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是追求进步与光明的一生。我们后辈为此非常自豪。记得我在黑龙江德都县插队时,先后被安排开拖拉机和汽车,后又成为工人。临离开之际,外号张大胡子的县革委会主任带着公社、大队的领导给我送行。当时主任问我:“小马你知道不,为什么你插队时间不长就去开拖拉机吗?”我想了想回答“表现好”。他又问:“那为什么后来又去开汽车了?”我回答还是“表现好”。他一听笑着说:“那后来你当工人了也是这个理由呗?”然后他语重心长的说:你表现好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马占山将军率义勇军曾经驻防在这里,老百姓都念他的好。前两年,你写了入团申请书,我们专门到北京确认你是马将军的孙子,虽然没有批准你入团,却让你去开了拖拉机、汽车、当了一名水泥厂工人。他说:孩子你记住,要是以后还有过不去的坎儿或天大的困难,你还来这儿,即便我们这些老家伙不在了,这里的老百姓也会保护你、照顾你的。

我的父亲马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培养下,成为民革党员、林业部专员,并当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常委,在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舞台上积极建言献策,发挥了政协委员的作用。但在文革期间,人民政协工作停滞,我的父母亲也遭受了迫害。

我是1952年生于北京,“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小时候,父亲就带我来过政协老礼堂。有一次看到周总理,总理还亲切的把我抱在怀里,要我好好学习,长大为国家做事。文革期间,我们被赶出家门,在父母双亡百般无奈的情况下,我给总理写信求援。没想到,总理居然收到了,并派人送来了生活费。

1970年,我到青海铁路局工作,从铁路工人开始,入了党。1985年被推选为第五届青海省政协委员,1995年,我加入了民革,2002年,我任民革青海省委会主委,2003年3月,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并担任常委到现在。

我的侄女马珺在2005年加入民革,2018年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她在参政议政的舞台上展现出积极的作为。

我们四代人,皆与政协有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下,传承续写爱国情怀,成就各自的人生事业。

二、我的政协人生

青海是我政协生涯的摇篮,担任过七届青海省政协委员、常委,两届省政协副主席,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可以说,一生中最美丽的年华都在政协,我的人生历程是和人民政协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我所做的对国家、对青海、对人民有意义的事都是在政协和党派的平台上做到的,所以说,人民政协、多党合作的制度设计是伟大的政治创造,它真正能把各方的意见汇聚起来,经过讨论、协商成为共识,最后汇聚成强大的合力。

我成为政协委员已经三十多年了,曾被媒体称为“提案大王”。在众多的提案和建议中,有四件事令我难忘,因为这四件大事都是在全国政协的平台上,在民革中央的推动下成为国家战略。

第一件事就是向全国政协提交了将抗战史由八年改为十四年的建议。

原来都是说八年抗战,这样就使得九一八事变后的江桥抗战、东北义勇军抗战、抗联的抗战未能得到应有的认可。实际上自1931年以来,黑龙江、吉林、辽宁这个区域的军民反抗日本侵略者最为惨烈、最为悲壮、也最为勇猛。最早的义勇军誓词是这样的:“起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民族已危亡,山河已破碎,留着我们的头颅何用,拿起刀枪,携手并肩,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向前冲,用我们的身躯筑起长城。前进啊,前进,向前进,豁出命来向前冲。”这是家国沦丧之时誓不解甲的中华男儿的写照。我和吉林、辽宁、黑龙江民革的同志们认为,抗战史里没有这段历史是不全面的,对那些在白山黒水间抗击日寇的义勇军和抗联战士也是不公正的。当时,同为抗联战士的黑龙江的省长陈雷和他的夫人李敏也积极呼吁将东北的6年抗战写入抗战史,并进入中小学历史教科书。2005年,我又向全国政协提交了将抗战史由八年改为十四年的建议,这件事很快就有了推进。

记得在2005年的7月19日,中直工委和中宣部组织了一场“铭记历史 珍爱和平”的大型纪念会,这个纪念会上首次说中国的抗战是十四年。当时参加纪念会的大概有八千人,在唱完《松花江上》这首歌的时候,主持人邀请我上台与观众见面。我讲了马占山将军的三件事,得到了阵阵掌声,这台晚会用歌声串起十四年抗战的历史,至今还是历历在目。

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讲话中说:“1931年九一八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2015年9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2014年在习总书记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出席“七七事变77周年”纪念活动后,我专程去纪念馆参观,在大厅的展墙上,分十四个板块记录了抗战十四年,其中,1931年板块上记录和展示了马占山将军率领黑龙江爱国军民打响中国军队有组织、具规模武装抗日的“江桥抗战”。

十四年抗战,是对“全面抗战”之前中国人民奋勇抗战历史地位的认定,对于让后人牢记先辈们“冒着敌人炮火前进”的事迹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件事就是建设青藏铁路二期工程的建议。

我在铁路工作30多年,深知修建青藏铁路是中国人民的梦,50年代,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就提出修建进藏铁路。到了90年代,我听说国家准备修建进藏铁路,于是就进行调研、收集和研究资料,1999年的青海省“两会”上,我就青藏铁路建设做大会发言,引起中共青海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国家决定要修进藏铁路的时候,当时有四个方案,一个就是滇藏铁路,第二个就是川藏铁路,第三个就是新藏铁路,第四个是青藏铁路。为了使进藏铁路修建选择青藏。我们又组织了更多的人,进一步调查研究,测评、论证,提交全国政协九届二次会议的提案得到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还被评为全国政协的优秀提案,民革中央也积极进行推动,向国务院报送了报告。我记得,很高兴很开心的一天就是2000年的4月23号,何鲁丽同志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志伟,我告诉你,我刚从朱镕基总理主持的国务院办公会出来,中央决定由青海修进藏铁路。”那一刻我感到幸福无比。我觉得我们这个建议虽然是我提出的,但是它积蓄着青海、西藏两省区人民的期盼啊。

通过政协、通过党派这个平台,把我们的呼吁反应给国家。在政协的平台上,从建议到共识到实质性的推动再到建议的落实,渠道非常畅通,效率也非常高,这个制度设计的优越性是巨大的。

2001年,举世瞩目的青藏铁路开工典礼在格尔木和拉萨市同时举行,江泽民总书记发来贺信,朱镕基总理亲临出席开工典礼。

荣幸的是,在青藏铁路建设中,我担任后勤保障总指挥,我对青藏铁路的感情太深厚了,可以说是从格尔木起1118公里一个一个电线杆数到拉萨的。

经过数万筑路大军历时5年的艰苦奋战,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建成,至此,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青藏铁路全面建成胜利通车。这一天,我激动得不停地流泪。

青藏铁路的修建对于青海、西藏意义太重大了,藏族人民说起这条天路都称之为幸福之路,有一首《天路》的歌大家都非常熟悉: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把人间的温暖送到边疆;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带我们走进人间天堂;从此山不再高路不再漫长,各族儿女欢聚一堂。

第三件事就是建议进行三江源生态保护,呼吁在青海建设国家公园。

三江源地区是中国乃至亚洲重要的生态屏障和水源涵养地,随着人们活动的增加,生态恶化的趋势开始显现并呈加剧之势。我们在调研的过程中深深感到,三江源的生态保护不仅攸关青海的发展,也关乎全国乃至世界的生态安全,保证“三江清水向东流”是青海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2002年,我们提出了《关于建立“三江源”环境保护及补偿机制的建议》,在民革全国参政议政成果汇报会上做了大会交流发言,2003年,当时的民革中央主席何鲁丽和常务副主席周铁农认为我们的建议很好,就让我面对面的向时任副总理吴邦国同志进行汇报,总理说:我支持!同年,我向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提交了《面对环境日益恶化的“三江源”》大会发言和《关于加强 “三江源”生态保护并建立补偿机制的建议》等提案。三江源的生态保护引起社会各界关注。九三学社的中央领导来青海调研建言,就有了三江源生态保护与建设一期工程。

2011年初,我带队调研青海旅游发展,途中结识了广东环境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马卫东,他向我提出一个问题:大致在同一纬度的青海省,许多地区的地理地貌与美国黄石公园有很多相同之处,但黄石公园已成为了世界级国家公园,而我们的处女地为什么还在沉寂?这一问题激发了我对国家公园的浓厚兴趣。于是我们深入青海境内的昆仑山等地区,多次召开专家学者研讨会,与美国黄石国家公园管理局进行交流,还多次向民革中央领导汇报,得到了民革中央领导万鄂湘、周铁农、郑建邦、齐续春、谢克昌的肯定和支持。在2012年1月的省政协十届五次会议上,作了题为《倚文化创新之力,建设昆仑国家公园,推动青海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大会发言。当时因社会各界对国家公园还没有一个基本的认知,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更多的人则持怀疑态度,但是我们持之以恒不断发声。我向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提交了《建设昆仑国家公园,走欠发达地区科学发展之路》的大会发言和提案。先后两次“做客中央台”“两会”的专题节目,阐述青海国家公园建设的意义和思路。

2014年,我进一步考虑到,在青海,单一的国家公园难以承担起生态保护的重任,于是提出在青海建设一主多辅国家公园体系的建议。就是在青海的昆仑山、三江源、可可西里、祁连山、青海湖、柴达木等地建立国家公园。

2015年6月,国家发改委等13部门联合发文,确定青海等9省市开展国家公园体制试点。12月9日,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2017年6月26日,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

对国家公园的建言,始终是在人民政协的平台上进行的。记得在2016年,俞正声主席主持召开双周协商会,主题是自然保护区建设与管理,当时开会时间没到,俞主席就问,今天会议议题和国家公园是什么关系,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有什么区别。国家发改委、环保部、水利部的参会领导一一作了汇报。俞主席说,国家公园这个概念是青海的同志提出来的,听一下他们怎么说。在场只有我是青海来的,我就说,自从2015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批准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起,青海就是代国家管理好这片土地,俞主席问,这片土地不是青海的吗?怎么是国家的?国家发改委杜鹰汇报说,这是中央文件中确定的。按照会议安排我作了发言,提出中国的最大政治是人,是要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解决13亿多老百姓吃饭问题,所以中国的国家公园不能像美国的黄石公园等将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完全割裂开来,我们要解决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共赢的问题。在中国的国家公园里,除了生态保护,还要有科学研究,教育实践,游憩等。所以,在青海需要建立一主多辅的国家公园体系。俞主席说他听明白了,并接受我的建议。

2014年,汪洋主席来青海视察时强调:保护青海三江源任重道远。青海三江源在保障国家生态安全、建设生态文明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

目前,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全面推进,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初见成效。这事太好了,不仅生态得到了有效保护,而且也成为扶贫攻坚工作的重要部分。按照一户一岗的原则,三江源国家公园园区1.7万牧民吃上了“生态饭”。原来拿着牧鞭的牧民戴上袖章,成为了一名生态管护员,每个月都有1800元的工资,去年,全国政协副主席郑建邦在青海果洛州调研的时候,移民新村的牧民对他说:“感谢共产党、感谢习主席,习主席是我们的活菩萨呀!”

令我们高兴的是,第二次青藏高原科考成果发布,专家认为:建立第三极国家公园群是青藏高原绿色发展的重要举措。我们的建设系列国家公园的建议得到了肯定和确认。2019年,青海省委十三届五次全会作出了青海建设国家公园省的部署,青海湖国家公园、昆仑山国家公园建设即将启动。

我想,在不久的将来,更多美丽的梦想会成为现实,一系列的国家公园将引领人们重新走进自然,进而重新思考人类与世界的关系。我也期待这有这么一天,人们指着地图上一大片、一大片的区域,无比骄傲地说:这都是国家公园,是我们美丽的家园。

国家公园的事情,从提出建议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再到三江源国家公园、祁连山国家公园的体制试点建设,我们所期望的国家公园体系建设得以采纳,这是一个由建议而协商,在协商中被纳入决策,在协商中推动决策实施的过程,这是一个在人民政协的制度框架下充分民主的实证,更是彰显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优势作用的积极实践。

第四件事就是参与民革中央助推西部发展,建设“一带一路”南向通道的调研和推进。

2018年初,万鄂湘主席跟我说,民革中央要开展“一带一路”南向通道建设的调研,青海也应该积极融入。我听后非常激动,回到青海后立即进行调研,在省政协会议上提交了《推动青海融入南向通道建设》的专报,省委书记和省长作出批示。之后我们赴广西、重庆调研,并参加民革中央在广西召开的“一带一路”南向通道调研座谈会和民革中央的大调研,提出了我们的思考和建议。这项工作在民革中央的推动下很快有了成效,提交的相关建议得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的重要批示。国家发改委将“一带一路”南向通道命名为“陆海新通道”,纳入“一带一路重大项目库”。今年5月,重庆等西部9省区形成“陆海新通道”共建合作机制。如今“陆海新通道”已成为中国西部地区快捷开放的大通道。

多年来,我们还提出过一些很有影响力,而且也是被采纳和实现了的建议,比如,将青海原子城建设成为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黄河谷地百万亩高标准农田整治等,这些项目的建言和推动也都是在民革中央的支持下进行的。记得是在2005年一个周五下午,我接到民革中央朱培康副主席电话,说你们提出建设青海省原子城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建议,已经得到国家批准,计划拨1.32亿分三期建设,并将有关会议备忘录发到青海省民革。我拿到后赶忙找到时任青海省政府秘书长胡先来、省委秘书长李津成,第一时间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但他们各自渠道上还没有收到正式通知,都很惊讶。到了周一上午11点左右,两人先后来电话说正式文件收到了,你们办了件大好事,并开玩笑说还是民革厉害,可以早两天得到准确消息。

作为政协委员,我感触非常深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计能够让党的主张通过民主程序转化为各方面的共同意志,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

我在青海已经工作50年了,都说一日青海行、终生青海情,这里我和大家分享一首歌,歌名是《青海人》,歌中唱到:“我的家高得很”我的家远得很,人都说这里荒凉得很,可我们偏偏是青海人。不是我不知风沙的苦,走遍了天涯还是青海亲,因为我在这里洒下过泪,因为我在这里掏出过心……。

我以我是青海人而骄傲和自豪!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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